作者简介：独立学者，核心论文《宇宙的本原：平衡》入选第二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安徽宣酒集团董事长。
全球生育率正在急剧下降，人类面临巨大生殖危机。这是为什么？如何破解？本文依据能量守恒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论述时空消长规律，解释“达尔文悖论”，推导出人类“上行则下不行”，揭示人类的文明激进行为是造成生育率急剧下降的根本原因。呼吁唯有遵循天道平衡，彻底告别文明激进，才能使人类行稳致远，善始善终。
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1]，全球生育率正在急剧下降，发达国家和地区总和生育率[2]普遍降到2.1这一警戒线以下。中国尤为突出，总和生育率仅为1.1，这意味着每过一代人，人口将减少一半。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乃至人类还有多长时间？今年6月19日，韩国已宣布进入国家人口紧急状态。难道真如霍金[3]所预言，人类只剩下200至500年？我们该如何作为，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时间？毫无疑问，生存还是消亡，已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是摆在全人类面前一道生死攸关的现实课题。马尔萨斯[4]、马寅初[5]人口论和贝克尔生育理论[6]，都是基于人口持续增长的大背景，研究解决人口相关问题。而当下，全球进入生育率陡降的新阶段，人口形势发生重大逆转。新阶段新问题迫切需要新理论。本文从达尔文悖论入手，对人口形势、问题成因、解决路径进行深入剖析。依据达尔文1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意思是说生物总是由低级向高级演化，越高级的物种能力越大，更具生存优势，生存得更好更久，反之则被淘汰。近代以来，进化论作为解释生物演化现象的权威理论，已被人们广泛接受，视为普遍的自然规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悖论逐渐显露出来。果真是越高级的物种，就生存得越好越久吗？从生物个体的小尺度看，确实如此，但如果从物种整体生存状况的大尺度来看，则恰恰相反。38亿年的生物进化史告诉我们，越是后衍生物，功能越显强大，然而其物种整体存续的时间却越短，如今，地球上曾出现过的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而那些不起眼的初始生物，如细菌、真菌、蓝藻等，却几乎都伴随着整个生物史，至今依然充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充分说明，弱小的初始物种，存活的时间越长，而后来演化的能力强大的物种，存续时间却越短。如果再拉大尺度看，138亿年前奇点大爆炸，由基本粒子瞬间耦合的元素至今仍然存在。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假使有朝一日整个地球生物全部灭绝了，这些基本元素及其构成的无机物，将依然不会消失。这是达尔文进化论无法解释的，甚至与进化论相矛盾，我称之为“达尔文悖论”。概要地说，从生物个体小尺度看，生存能力越强的物种，存活得越久；而从历史长河的大尺度看，生存能力越强大的物种，其整体存续时间恰恰越短。为什么会这样？依据能量守恒定律[7]和爱因斯坦[8]相对论2，宇宙是一个时空统一体，其存在的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由能量和质量互变演化构成，能量扩散的过程产生时间，能量凝聚成质量产生空间，而总能量守恒。所以，能量+质量=宇宙总能量，亦即时间+空间=宇宙。也就是，宇宙总能量守恒不变，而时间和空间相互转化、此消彼长，空间越大，时间越短，空间越小，时间越长。这就是时空消长规律。就宇宙万物而言，生存能力越弱，意味着活动空间越小，其存续的时间却越长；反之，生存能力越强，即活动空间越大，其存续的时间却越短；空间大到一定程度，时间就终止。这不仅解答了宇宙万物包括人类为何有生就有灭，而且也解释了达尔文悖论。人类也许从未思考过种群数量有一天会断崖式下降，马尔萨斯甚至断言，人口将以几何级数持续增长。然而，就在人类步入新千年，尽情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更加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的时候，晴空响惊雷，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厄运陡然来临——全球生育率急剧下降，人类正面临着巨大的生殖危机，乃至面临着种群灭绝的巨大危险。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全球人口生育率[9]都在持续下降，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更是快速降低。今年6月，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最新生育报告。结果显示，在其统计的38个国家当中，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从1960年的3.3人下降到了2022年的1.5人，生育率下降了一半以上，创下历史新低。截至2022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8，美国是1.7，日本是1.3。韩国和中国最为糟糕，总和生育率仅为0.78和1.1，位居世界倒数第一、第二。而根据有关专家测算，人类唯有保持至低2.1的总和生育率，才能维持人口的基本稳定。照目前情形看，人类还能维持多久？有关学者甚至推算预测，日本将在700年后濒临灭绝，韩国则仅剩下200年。那么，中国还剩多少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人类也许在浑然不觉中，被温水煮了青蛙。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持续的人口减少现象，而现在正在发生。专家由此发出警告[10]：人口寒冬即将来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人们通常认为，是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工作压力大、生育成本高，以及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生育观念变化，造成了这一后果。但试问：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生态环境已保护得非常好，为什么生育率仍然大幅下降？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工作压力并不大、生育成本也较低，为什么生育率同样持续走低？面对这一困境，为了提高生育率，韩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都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加大了激励生育的财政投入[11]。中国也为此采取相应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一个发达经济体成功扭转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这又是为什么？众多医学、人口学专家都在积极探寻人类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但直到目前，尚未得到统一、确定的答案。我认为，全球生育率持续下降，尽管与环境变化、工作节奏加快、生存竞争加剧，以及大量食用转基因和各种添加剂食品等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文明激进。何为文明激进？近代以来，教育和科技推动着人类大踏步前进，造就了辉煌灿烂的现代文明。但成亦萧何败亦萧何。随着人类的欲望不断膨胀，引发出各种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行为，特别是在教育和科技方面，人类对大脑进行过早、过度甚至极度地开发，这就是文明激进。正是这种文明激进行为，严重破坏了人类身心平衡，使得男性的精子和女性的卵子数量不断减少，以致生殖能力下降，从而使生育率持续走低。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根据《终极真理论》3阐述，人类生存活动空间是由人脑思维能力决定的，而生存延续时间是由生殖繁衍能力所决定。那么，按照前文所述时空消长规律，如果过度开发大脑，无限度地拓展生存活动空间，必然导致时间延续能力即生殖繁衍能力快速衰减，也就是男性精子和女性卵子数量大幅下降，造成“上行下不行”，以致生育率大幅降低，最终使人类因无法繁衍而走向灭亡。《人类生殖学快讯》（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12]2022年11月发表一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精子数量变化研究。由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流行病专家Hagai Levine博士领导的国际研究小组，通过对1973年至2018年间42935名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及欧洲等国家男性精液样本进行综合研究分析，20世纪70年代，男性平均每毫升精液有9900万个精子，到2018年，精子数量降至4700万个，45年间精子浓度整体下降了52.4%，精子总数下降了59.3%。研究还显示，过去的40年中，西方女性的卵子数量也下降了45%。中国的情况尤为严峻。据参考消息网[13]报道，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国男性精子数已从每毫升约1亿个，大幅下降到2000万个，并呈继续减少的态势。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14]，某种动物消亡的前兆，是其雄性精子数的减少，而精子数的减少，则意味着生殖繁衍能力下降，从而最终导致该物种灭绝。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种自然生物演化现象，已快速降临到人类身上，可能就在我们不经意的某一天，人类就会因“弹尽粮绝”而“精尽人亡”。综上所述，宇宙时空消长规律，决定着人类“上行则下不行”。正是人类的文明激进行为，造成生育率不断降低，给人类带来巨大危机。由此可以说，达尔文悖论敲响了人口警钟！生存还是消亡，这是人类的根本问题。解决根本问题，需要用根本法则。这个根本法则就是宇宙平衡原理。依据《终极真理论》阐述，天道平衡，天道自衡，平衡决定一切。凡违背天道平衡者，终将加速灭亡，人类必须遵循天道。人类迄今遇到的所有麻烦，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类自身造成的。其实，早在轴心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窥见了人类的困境。老子在《道德经》4中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强梁者不得其死”，揭示了物极必反、事物过于强大就会衰朽灭亡的天道平衡真理。因此，他大声疾呼“无为”，要人类顺其自然，无为而为。但现实恰恰相反，人性的贪婪，导致人类一味地争强好胜，常常乱为甚至胡作非为。总而言之，当下全球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本质上是人类文明激进行为带来的恶果。最为突出的，就是风行全球的过早过度开发大脑，学制进一步延长，幼儿两三岁就进入强制学习教育，超负荷学习竞争加剧；学历教育不断提档升级，硕士博士大面积扩招；人工智能疯狂地开发等等。这些文明激进行为，不仅让社会和家庭不堪重负，更让人类大脑苦不堪言，完全违背了天道平衡原理，成为戕害人类的罪魁祸首。我热切期待相关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组织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开展不同学历层次同龄人群的精子对比实验，比如抽检100或1000名30岁左右的男博士，和同样数量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 ，对他们的精子做对比分析，也可以对一定数量的同龄女博士与相同数量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作卵子对比实验。我相信，前者的精子或卵子含量，一定远远低于后者的精子或卵子含量。这将会成为人类“上行则下不行”的一个有力实证。相关资料显示[15]，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单身现象越严重，生育率越低；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教育普及率不高、人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大脑没有受到过早过度开发，反而生育率越高。这也是人类“上行下不行”的一个现实佐证。以色列和韩国的情况，能使人更加看清问题的本质。这两个国家同属发达经济体，但生育状况却大相径庭。以色列由于宽松的教育制度，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3.1以上的高位，位居发达国家之首；而韩国由于教育的严重内卷，总和生育率已降至0.78，全球最低。这从更加细分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此，我高声呐喊：要遵循天道平衡，彻底告别文明激进。人类再不能过早、过度开发大脑资源和无节制调动大脑潜能了，要切实放缓人类思维能力提升进程，以减缓精子和卵子衰减速度，阻止人类繁衍能力快速下降。只有这样，才能延长人类整体寿命，从而为子孙后代留有时间。[1]《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出版。该报告提供了全球人口趋势和发展的详细分析，包括人口规模、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等方面的数据。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国际社区更好地了解人口动态，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2]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妇女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指的是总出生数与相应人口中育龄妇女（一般指15-44或49岁女性）人数之间的比例。一般来说，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新生人口是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的。总和生育率很好地说明了妇女究竟生育多少孩子，因此它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3] 史蒂芬·威廉·霍金(1942-2018)，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的重要开拓者。霍金一生致力于黑洞量子效应、量子引力论、量子宇宙论的研究，著有《时空的大尺度结构》《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提出了能解决宇宙第一推动力问题的无边界条件等，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4]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源于18世纪，他认为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生活资料则只按算术级数增加。因此，他提出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生活资料的制约，并认为贫困和罪恶是抑制人口增长的自然因素。这一理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争议。[5] 马寅初的人口论，即《新人口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人口与经济的种种矛盾问题。因此，他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并提出了计划生育方案。[6] 贝克尔生育理论主要由著名人口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提出，关于该理论的主要内容：贝克尔运用西方微观经济学消费者需求理论来研究家庭生育决策，认为生育孩子是一种消费行为，孩子是一种效用资源，类似于耐用消费资料；父母在决定生育时，会权衡孩子的“投入”和“产出”，包括时间、感情和金钱等因素，并期望孩子的未来回报；贝克尔提出了生育的机会成本概念，认为生育会影响父母的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收入，特别是母亲的教育水平和挣钱能力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就越高；他还指出，家庭收入一定时，为了购买和享受较多的消费品，家庭可能会选择少生育和抚养孩子。在贝克尔的理论中，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家庭可能会选择提高孩子的质量而减少数量。 [7] 能量守恒定律的思想，最初由德国物理学家J.迈尔1842年提出。该定律可以通俗地解释为：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别的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别的物体，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其总量不变。这一原理在后来的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验证和应用，成为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定律。[8]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发现了光电效应的原理，提出宇宙常数、能量守恒定律、光子假设等，因在物理学上的卓越贡献，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被诺贝尔基金会评选为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3位获奖者之一。
